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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江南与贵州文化景观的一些思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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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,上海正在重新认识江南,打造江南文化品牌。“江南”自古以来,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,而更是一个文化生命的概念。王阳明走向江南之江南,徐霞客也走向江南之江南。南方的司马相如、苏东坡、郑珍、莫友芝也走出去了。只有走出去,才有精彩的东西表现出来。很多人都往更远的南方走。作为人文渊薮,历史上的江南不断将其蕴蓄丰美的生命能量,向其他地区辐射,而其他地区被江南文化影响之后,其固有文化也往往被激发出别样的光辉,反过来影响江南文化,所以,研究江南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之间的因缘互动,是贵州文化向外取得联系、扩大自身文化品牌的一个新契机。

在此过程中,有三个关键词。第一是“人能弘道”。从历史上看,移民、政府所派官员以及迁客谪官等人在文化传播中起到很大作用。如所周知,阳明留居贵州虽仅三年,然而在此期间讲学授徒,以其非凡的精神高度与人格魅力使得黔中俊才云集景从,影响至为深远。作为一代大儒兼诗人,阳明先生对黔贵文化的影响,不仅在于倡导知行合一的良知之学,化民成俗,改善民风,也体现于对诗书文明的传播。黔地诗人名家辈出,实自阳明来黔之后。文化是人文文化,人在文的前面,人能弘道。人可以化成天下,阳明之于黔贵,正如文翁之于四川、韩愈之于潮州、苏轼之于海南的文化影响。而阳明一生中至为关键的“龙场悟道”,则与他在黔贵特殊环境中动心忍性的磨砺有直接关系。
阳明居黔时写有大量诗歌及文章,阳明之后,黔贵之山川风物、史迹轶闻等也曾引来不少客籍此地之其他江南人士的关注与吟咏。如徐宏祖(《黔游日记》)和陈鼎(《黔游记》)都曾在其山水游记中描摹黔地山川之奇丽;吴振棫在其《黔语》中多载黔地人文故实;查慎行、赵翼、洪亮吉等人更写有大量黔中诗,其中不乏脍炙人口之作。这些江南人的作品由黔贵之山川人文所引发,反过来又丰富了黔贵文化。
第二个关键词是孔子说的“诗可以群”。也就是今天说的“口碑评价”与传播效应。黔贵与江南的文化互动还体现于两地士人的交游、介绍以及作品的阅读品评之中。受山川修阻等因素影响,黔地作品流播范围有限,虽有佳作亦往往湮没无闻。而一旦因某些机缘得到江南名士的关注与激赏,则声望倍增。如谢三秀与汤显祖、王穉登及李维桢;杨龙友与董其昌、陈子龙、吴梅村;朱彝尊与宋昂、宋昱;孔尚任与吴中蕃;袁枚与刘启秀;郑珍与梁启超等近代人。以及师承如郑珍、莫与俦与阮元、洪亮吉、程恩泽等。
    第三个关键词是“时代震荡”。就像地震产生地震波,某些重大的时代变革往往更促进并深化江南向更南方的文化波动。第一次震动发生在明清易代之时,中原及江南一并沦陷之后,使得滇黔边徼之地成为文化精英避地之所,一时黔中士人与江南士人萃集一地,互动频繁。待明社既屋之后,诸人为全志节或隐居不仕,或遁入空门,心系故国、志图恢复者不得已则逃禅方外,逃禅方外者也往往心系故国而有忧世之思。第二次世变发生在清末民初,清亡之后,一些遗民避地海上,黔籍文士陈夔龙、胡嗣瑗等人与海上遗民群体交游唱和,也写有不少反映时代变革与士人心态的作品。第三次世变发生在抗战时期。贵州作为大后方,接纳了不少来自江南的文士和学者。浙江大学迁往遵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陈垣先生于1937年撰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一书,表彰万历以后,佛门宗风复振,江南为盛,西南被其波动;江南僧徒长于开辟,有功于滇黔拓殖,尤为重要者,明季中原沦陷,滇黔犹保冠带之俗,成为避地之所。陈寅恪先生为之作序:点明了江南以一代人物、宗教文化开拓华夏新境,居于边缘,而悄然发力,后发成优势,变边疆而为中心,化宗教而为政治的重大贡献。

除了诗歌文学,更广义的江南文化,对黔贵的影响还有待于深入发掘。譬如,清水江边上的麻江县的古老民居,非常精致,宛然江南的古镇,又有一种朴厚的意味,是徽州的商人,不断移民,孜孜矻矻,将徽州民居文化搬来的结晶,一草一木,一砖一瓦,都能见到江南的模样。今年遵义的明人屯堡获得了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,是又一个不能磨灭的集体记忆。移民文化带来的物质与生活方式的影响,大有可以挖掘的富矿。江南文化向西南的延伸以及西南对江南文化反馈,正是这样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。

今天我们重新发掘这样的文化脉络,有助于当代贵州与当今最有活力的长三角地区,在建立新文化纽带的过程中,发挥重要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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