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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黔风山骨》对话余未人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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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黔风山骨》对话余未人先生

 

 

采访: 陈丹阳

 

·人物名片·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余未人:亨利娱乐馆员。

1942年5月生人,女。贵州文联原副主席,民间文艺家协会原副主席。先后任《花溪》杂志副主编、贵阳市文联副主席,现任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、传统村落保护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、口述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、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。出版小说作品《滴血青春》等5部;民族民间文化研究著作:《走进鼓楼——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》、《亲历沧海桑田—草海生态及历史文化变迁》《千年古风——岜沙苗寨纪事》《苗族银饰》《苗疆圣地》、《多彩的贵州》《民间花雨》《民间游历》《民间笔记》以及《我的百年家族记忆》等。另有民族民间文化方面的论文数十篇。策划出版4套贵州民族民间文化丛书计四十余册,八百万字;主编《苗人的灵魂—台江苗族文化空间》、《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·贵州卷》、执行主编苗族英雄史诗《亚鲁王》、《亚鲁王文论集》《亚鲁王文论集(二)》等。

 

《黔风山骨》:余老师您好!日子过得很快,做您访谈和作品研讨会的想法,在我心头已经萦绕了很久,它的轮廓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模糊,反而更加清晰。这些日子里,想与您交流的东西由少而多,又由多而聚,凝成了交给您的这九个问题,我知道用九个问题来叩问您七十多年的人生和四十多年的写作生涯,远远不够,姑且以点带面走近您吧。

 

余:想想你说起文史馆计划做我的作品研讨时,已是三年前的事了。我当时出于本能不敢应承,自己实在是没有多少东西值得让学者们费心费神。一千多个日夜过去了,你们初意未改,恭敬不如从命吧。老冉冉已至,或许是可以做一做小结了。但真要钻回个人历史的隧道,却并不轻松。对于个人的思想和行为,真正完全了解的只有自己,只是,人有时或许不想、不敢直面人生罢了。

我生活在各种运动的夹缝里——反右运动时,我上高一,没有参与。“四清”运动时,我是大学生,下乡去做工作队员,自己不是清理对象。文革中当过“现反”,但时间不长,之后“逍遥”多年。知青下乡时,我已经分配工作端上了“铁饭碗”。我的性格属于埋头拉车而少有顾盼的那种。与我的长辈和一些朋友大起大落的人生相比,我走过的人生旅程稍显平顺、平庸、平淡。之所以如此,一是命运,二是性格所致吧。

没有大苦大难,我比较随遇而安。年少的时候我很少做过作家或别的什么家的梦。后来,因为读了幼儿师范,失去了继续学习理化课程的机会,但人生总不能没有兴趣和精神寄托,它需有一个安放之处,自然而然地就落到文学上来了。1969年以后,我供职于乌当区文化馆,工作的大环境大气氛把我归为另类,沉闷压抑;但自己编点儿小歌舞让知青们排练下乡演出,也从中找到许多乐趣。之后,我的职业从基层文化馆到市文联再到文联,所从事的工作都与自己文学艺术的爱好并行,特别幸运。试想,如果我是一名教师、一个医生,或是成为一个权力部门的公务员,职业与爱好斗劲,孰胜孰负都有些难以自安。

 

《黔风山骨》:文学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,年纪长了,梦想往往也就淡了,您也是在那样的青葱岁月与文学相遇的吗?对于一个与文学相伴了一生的过来人,她给予您的有多少开怀与慰藉,多少思索与无奈?

 

余:经历了文革的“文化沙漠”年代,我特别感受到文学书籍的可贵。1970年代初,我曾经悄悄读过一位匿名的知青用钢笔抄写的大部头《基督山恩仇记》;还有几个年轻人则是每晚聚在一起,由一个人用耳机悄悄听录音带后,晚上“现蒸热卖”主讲这部外国通俗小说的故事,他们如痴如醉。19785月,当重印的一批古今中外文学名著35种在新华书店开售时,我们曾经彻夜排队购书,如饥似渴。

改革开放后,我当了《花溪》的小说编辑。我是先编辑小说而后才真正写小说的。如果没有当小说编辑,那我写小说的年份也许还会推后些。从那时起,我的文学爱好与职业结合得相当紧密,就更与文学不离不弃了。文学让我进入了一个特别纷繁的世界。文学是美好的,它牵动心灵,让你总是在体验细腻的情感和铭心的苦难,思索难忘的过去和前途未卜的将来。文学是沉重的,它占领了你的身心,让你终日沉浸其间而不得自拔。“艺术不是对于现实世界的研究,而是对于理想真实的追求”(乔治·桑《摩沼·序》)不过,文学也有时委琐而上不得台面,其中也混杂着一些粗制滥造的、你不愿让自己的子女去接触的东西……想起来,世间没有什么比文学更丰富、更纷纭复杂了。我感恩于文学的滋养,既有精英的、作家书写的文学名著,也有民间的、只有口传而不曾留下文字的古歌史诗。这些作品让我即便长时间独处,也从不感觉寂寞。

 

《黔风山骨》:我总觉得人生有许多节点是绕不过去的,好像不随人意,是命运之手在翻云覆雨,您从文学编辑到作家再到民间文化学者,此时沉醉其中,彼时悄然淡出,看似同一领域,却是深谷宽壑的跨度,这个跨越对于您是水到渠成,还是主动而为?

余:当时光流转到九零年代,因为工作变动,我到文联分管了一个陌生的部门——贵州民间文艺家协会。我过去认识其中的几位少数民族老专家,只知道他们是办《南风》杂志的编辑同行,却不知道他们服务的这个大部门,孤陋寡闻。当年,他们废寝忘食地做民间文学三套集成,即《民间故事集成·贵州卷》《歌谣集成·贵州卷》《谚语集成·贵州卷》。我去后,就仿佛一条小鱼游进了大海,在波涛中翻卷逐浪,只觉得新鲜极了有趣极了。当时有两部集成书稿正在编辑,那都是老专家们的成果。我该做些什么呢?首先,我为自己定下一条原则,决不在书籍的任何位置署名,得当好服务生,最紧迫的是为之筹集当年最短缺的经费。这是我的弱项,但只有硬着头皮化缘,否则,专家们的成果就出不来。我进入民间文艺领域就是这么具体琐屑,没有一点儿诗意可言。后来,“民间文艺十套集成”历时二十年得以出齐,被誉为我国的“文化长城”工程,其中也有民间文学的这三套。

在民间文学浩瀚的海洋中游弋,我被大海的磅礴气势彻底征服了。我想得更多的是,除了“集成”这项国家的硬任务之外,我们该做的事太多太多。我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在全国都排不上号,独有民间文学蕴藏在全国是名列前茅,是当之无愧的“大”。老一辈各民族专家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,跋山涉水搜集整理翻译,内部铅印了七十二集民间文学资料,是全国的唯一。我如果没有自己的民间文学选粹和理论研究,我们这些拿着薪俸做文化工作的人岂不是传统文化的不肖子孙?愧对先祖。我们应当有自己的民间文学选粹和理论研究书籍,这是最基础的工作。但如何能够把浩如烟海的东西选粹编辑而正式出版?说起容易做起来很难。我想,我们的长项是有长年从事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翻译的专业人才,这是最宝贵的。至于其他条件,似乎都还不具备。但如果不立即行动,永远不会有条件;做起来呢,天无绝人之路,总能前行的。

当年民间文化的理论研究是我的弱项,仿佛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。那时我高校、社科院等涌现了一批正待“立言”的青年学子,如何能让他们进入这个领域,事关我民间文艺学科今后的发展大计。于是,从1994年至2001年,我策划了四套民间文学选粹和民间文化研究丛书,有数十人参加。1997年出版的《贵州民间文化研究》丛书一套十本,作者的平均年龄不到四十岁,如今都是成果斐然的教授、博导、硕导了。当年大家各自提出和认定选题,互相切磋,直抒己见,有一种虔诚而温暖的学术氛围,至今让人怀想。四套丛书计八百万字,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和文联出版社的支持下正式出版,四套丛书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,也锻炼了一支有实力的民间文化研究队伍。

九零年代我发表了最后一个中篇小说《穿越文明》,用的是彝族传统文化题材。之后就不知不觉地转行到民间文化领域来了。我的个人著作也转向了民间文化研究,再也没写过小说了。想起来不无遗憾,但我不是那种才艺压身的强者,我自知能力非常有限,没法做到二者兼顾,只有舍鱼而取熊掌也。我经历了两次文学艺术领域内的小转行,第一次是由小说编辑转为自己也写点小说,第二次则是由分管民协工作而转入了自己也做点民间文化研究。第一次还是二者兼顾的,因为编辑是职业。第二次更彻底些,我走进田野去作调查,以田野调查来丰富书斋研究的知识,并作出自己的思考。回头看,我发现自己像一颗不太择地的小种子,有了基本生存条件,就顺其自然地生长起来。

 

《黔风山骨》:说实话,我挺羡慕您,周围的人都爱说工作和爱好是两码事,没办法统一起来,但好像您没有这方面的纠结,您的工作似乎就是您一生所爱,这样的心绪是怎样炼成的?

 

余:工作和个人爱好毕竟是两回事。能够把前者转化为后者,是个人的性格所致。我不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,对一些事情要求不高,比如杂乱些儿、粗心点儿等都能够接受;但最不能容忍的,就是工作上的不入门不专业不认真,以其昏昏使人昭昭。专业工作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。如果自己不懂专业,势必占着位子瞎想胡说,贻害无穷、留下笑柄。我得一点点学习,一步步入门。民间文化领域内可学的东西太多了,一个歌师一个戏师就是一个大学问家,一个绣娘一个工匠就是一个大美术家。跟他们接触,也许开始有些困难,人家不一定欢迎你;但日子长一点,这种交往会变得特别轻松愉快纯净。也是他们引领着我,一步步在民间文化的海洋中沉浮搏浪。中外学者们的人类学理论著作,是这个行道的理论根基之一,这方面的学习,让我眼界大开,问题日多,思虑日多。有的翻译著作文字诘屈聱牙,像在迷宫里转,越转越糊涂,所以有时难免疑心,著作人与读者究竟是更明白了,还是更糊涂了。生活与学术,仿佛都是一个个的螺旋,生命不息,回旋不停啊。

 

《黔风山骨》:发掘贵州民族民间文化,是您这些年一直在致力的事情,其中到偏远山乡的田野调查特别艰苦,就拿您调查锡绣技艺时去的黔东南剑河展留村来说,当时不通公路,从县道下车后还要跋山涉水,雨后泥泞坡陡路滑。不仅如此,您在退休以后还在继续着这些“吃苦”的活,动力何来?

 

余:我真正进入民间文化的自由王国,是在二十一世纪之初,我从文联退休前后。2002年2月,我参加了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主持的“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研讨会”。冯先生作了语调沉重又激情洋溢的主题发言,并发起全国百名专家签名的《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呼吁书》。这是一份庄严的宣示。

与会者平日里在田野上奔走,眼见一些数千年文明的遗存迅疾消失,流行文化强势涌入农村,青壮年大批外出打工,传统民俗无人传承而只剩下躯壳……山寨村落的实景一一在眼前回闪,令人揪心。

那时候城市里忙着“大拆大建”,一条条古街迅疾消失代之以摩天高楼,触目皆新,谁识当年旧主人?“文化搭台,经济唱戏”的时尚之风刮遍神州大地。政府部门深陷其中,有的充当了始作俑者,更没把“民间文化遗产抢救”(简称“抢救工程”)提上工作日程。

知识的积累让人能够先知先觉,目光敏锐。与会者一个个仿佛开了天眼,学者们把书斋中的思虑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层级,杳然天界高。可是,仅靠“坐而论道”是徒劳的。“抢救工程”犹如一团乱麻千头万绪,我们不理,谁来理呢?我们不做,谁来做呢?签下了这样一份宣言,就不能轻言退路了。

与会专家誓言要对神州大地的民间文化如同1964年的巴黎那样,“大到教堂,小到汤匙”进行一次“地毯式搜寻”。可以说,在维护民间传统文化方面,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!心跳血热,专家们多少年没有过如此激昂亢奋的时辰了!会上一道道闪电般激发心智的瑞光,让人刻骨铭心终身难忘。

回想自己几十年的工作,会议如流水,大多散了就忘了。唯有这个会,让我铭记,让我思索。

 

《黔风山骨》:很难想象,您在退休之后组织完成了贵州民间美术遗产普查,主编了《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》全国示范卷《贵州卷》(上下册);主持了苗族英雄史诗《亚鲁王》的抢救出版工作,它获得民间文艺最高奖“山花奖”。这两项工作意义重大。退休后您还做了些什么?

 

参加“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研讨会”时,我正要从单位退休,日后,大把的时间就是自我做主了,这是我参加工作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自由。于是我心中决意,就在这边远的、民族民间文化蕴藏最为丰富的贵州,为即将铺开的“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”做一点儿什么。

在阅读、思考和田野中,紧迫的抢救任务一桩桩涌来。寻找切入点颇费思量。退休后至今的十多个寒暑,由冯先生和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,在文化厅及非遗中心、文联的大力支持下,我主要从事了以下具体工作:一是2005年至2007年,组织一百八十人的队伍,完成了贵州民间美术遗产普查,出版了《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·贵州卷》(上下册),冯骥才总主编、我任贵州卷主编;二是2009年起,投入了《亚鲁王》史诗抢救保护工作,紫云县麻山尚有1778名《亚鲁王》歌师。我执行主编了苗族英雄史诗《亚鲁王》和《亚鲁王文论集》(一)(二);三是去到了贵州的六十多个村落做田野工作、为报刊撰写专栏,并写作出版了数本有关民间文化的个人著作。

 

《黔风山骨》:贵州亨利68彩金最近推出了您的新作《我的百年家族记忆》,它的风格、内容完全不同于您之前的所有著作。它看似是个人的,私密的,却充满大时代的波诡云谲。我知道,单靠记忆写作是无法跨越百年时间长河的,所以写就这本书并不容易,您写作的初衷是什么?哪些东西是你最想与读者分享的?如果,一个有文字基础而没有写作经验的老人想书写一下自己的人生,或者也想和您一样追忆家族过往,您可以说一下自己的经验吗?

余:也是到了不须上班应卯,可以随心支配光阴的时候,我突然悟到,自己多年来由“深入生活”而“田野作业”,让那些遥远的、独特的生活进入我的视野,看起来文学的、学术的视角似乎伸得很远了。但我独独忽略了自己,我从哪里来?我怎么没像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一样,也理出自己的根脉呢?面对家族先辈们的六百多张老照片,最早的是我祖父1912年的照片,我决定花大力气来考证和写作一本关于家族历史的书。初心是为了纪念父母诞辰一百周年而写,书名为《百年的难忘瞬间——我的家族记忆》。它用了三年的时间写成。出于赶一百周年这个时间点,我没有找出版社,而是自己印刷了给家人和朋友分享。没想到,它在亲友圈中激起了非常大的反响。后来,贵州亨利68彩金将其纳入了“文化老人丛书”予以出版,我做了修订,并更名为《我的百年家族记忆》。

还原一个家族的百年记忆,最令我着迷的,是那些今人没有的经历和细节。比如我外曾祖父滕经,他从京城翰林院是怎么到黄土高原去履职的呢?滕经亲历过的、口传的情形是这样:这是掣签决定的。掣签仪式是决定高层官员仕途的,所以十分庄重。掣签仪式每个月初都会在天安门东面的华表前举行。华表前置一公案,公案上的竹筒里放置竹签,签上写有各的名。仪式由吏部一名侍郎主持,还有监察御史监督。滕经向天安门一跪三叩首,然后掣签。旁观者只觉得是一场游戏,而当事者却是诚惶诚恐地占卜自己的未来命运。而具体情形,就还得查证许多资料。比如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·不下带编》中记录了当时流传的口诀:“时运通,掣二东(山东、广东);通又通,掣广东。时运低,掣四西(陕西、山西、江西、广西);低又低,掣广西。”不查资料,就不可能获得如此鲜活的佐证。查了,又还想了解更多——掣签的官员都需成为外官。因位少而官多,有人曾经候补十数年才得以掣签。滕经能够从莲荷乡间一步步走到此处,成为掣签者中的一员,实属不易。他抽到的是“四西”中的头筹陕西,虽为“时运低”,倒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

困顿的是时间已经流逝百余年,再怎么深入了解,都难免浮浅。就以掣签仪式来说,这个貌似公平的掣签,其实是明清两代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一件游戏政治的荒唐盛典。滕经对此怎么想?抽到山东、广东的,和抽到广西的又有何表现?其中是否还有变通?是否有诈?这些都无从得知了。如果写小说,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;而我不是写小说,也就不能虚构。

小说要有独特的想象,即使最现实主义的小说,也必须想象到位。学术著作,则是从现象中提炼出观点、论据,它是逻辑的、抽象的。而我写此书是追求真实,情节和细节都要真实,容不得想象,但又要让它可读好读不乏味,所以挺难落笔的。

我也看过一点别的老人的回忆录稿件,我觉得,其成功与否的关键是有没有对真实细节的独特挖掘和描写,如果没有这个,只写了一些粗线条的东西,读来就索然无味了。

 

《黔风山骨》:您今年已经七十有四,思维依然活跃,笔耕不辍,身体状态也非常好,还和年轻人一样用微信,用淘宝,这样的状态,让好多年轻人都仰慕不已。在这样的年龄段,您觉得最重要和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?下一步有何打算?

余:在什么年龄段做什么事,这是我坚守的信条。退休以后,我是以身体健康为第一选择。没有健康这个前提,一事无成。做自己喜欢的事,就是维系身体健康的一大支柱。民间文化保护、读书写作和旅游,都是我喜欢的事。我算是一个比较投入的人,只要做了,就不愿马虎。玩玩耍耍中增长见识享受乐趣,特别有意思。

这里想说说旅游。从退休后的第二年即2004年起,我每年都会去境外旅游1-2次,迄今游历了三十多个国家。旅游可以看到许多养眼的风光,但我更感兴趣的还不是美景。因为奇山秀水靓丽风光,我们可以看视频,足不出户就饱享眼福;而要了解当地人怎么生活、所思所想,是更引人、更有意思的。我的旅行从美国开始。我曾经在三年中三次去美国,一共三个月,美国那些万花筒一般的林林总总让人时而回味。不知不觉中,又会以国人的眼光来观照之。时间稍长些,就能拂去表皮,看到一点儿本真。去伪存真是我旅行的追求,也是旅行的一大乐事。

在旅行中让我震撼并多次留住脚步的,是有着灿烂历史的欧洲。行走于欧洲大地,仿佛在历史的隧道中游弋,一次次穿梭流连忘返。我将脑子里仅有的一点儿欧洲文学、历史知识搜索殆尽,还是飘飘浮浮落不了地。那些有历史纵深的国度,不在于平面的五彩斑斓,它厚实的质感让人反复触摸而思索不透。欧洲文化遗产的原样保存,给后人留下了极好的范例,古老而独特的神韵让人可意会而难以言传,这是旅行的魅力。

文学艺术与旅行更是难解难分——从我故乡浩瀚的苗族英雄史诗《亚鲁王》,到英国充满争议的唯美主义的倡导者、作家、诗人、戏剧家兼“同性恋者”王尔德,其间遥不可及的距离瞬间融合到我的脑海中,它让我结识了那么多的大师和小人物,那么多异彩纷呈的异域生活,让我平淡的日子滋味无穷。除了文学艺术,哪里去寻这样的乐趣?其实,这种实地寻觅也是我屡屡登程的原动力。

十余年间,我在各地游历,没有目标也没有压力,写作成为随心漫步,偶尔捡拾一块石头,一枚贝壳,一只小甲虫,满心愉悦,不论走到哪个天涯海角,看到何种精灵古怪,总忍不住在小本上涂鸦而自我陶醉。写作与我,是一种无解的因缘。

可以说,旅游让我开了眼界,“求天下奇闻壮观,以知天地之广大”。旅行中用华夏文化的透镜,去探望欧洲的古老文明以及美国的现代文明,再回观华夏文脉。边游边思边书,人生大乐也。这十多年的旅游,我写下了二十余万字,书名为《悦游漫记——从亚鲁王到卡夫卡》,如无意外,大约今年内能够出版。

说到下一步的打算,我觉得自己比较被动。我想玩一玩,看看书,写写自己有兴趣的东西,甚至学画画,但在时间上也不一定做得了自己的主。《亚鲁王》史诗的第二部,经过紫云县亚鲁王研究中心十多位朋友五年的努力,三万多行的史诗已经成型。中心主任杨正江告诉我,大约今年七月就能翻译完成,七月底要把书稿交给我审定。这事我既兴奋又畏惧。兴奋的是他们终于完稿了,畏惧的是工作量太大了。记得中华书局版的《亚鲁王》史诗第一部10819行,2011年审定时,我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每天做十多个小时才完成。这次的文字量是第一部的三倍,那么,没有半年的全身心投入是做不完的。杨正江安慰我,说经过几年的打磨,他自己的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,他一定认真做,争取让我少费点劲。这我完全相信,但我的年龄比当年又长了五岁,精力也是在走下坡路啊。不过,事情没有退路了,只有应承。

 

《黔风山骨》:您是贵州文史馆很稀有的女性馆员,对文史馆这个有些特殊的政府机构自然有很多与男性不同的观察。您的亲人与文史馆的渊源也让我觉得确有缘分之说,能谈谈您眼中的文史馆吗?

 

余:女馆员少,自然少了些斑斓的色彩,希望女性队伍能够壮大,也多些聊天的伴。从女性的角度来看文史馆,我只觉得老者们学识渊博,让人景仰。但抽烟喝酒的较多,对身体有害无益,最好同仁们能够戒烟限酒,健康长寿。文史馆不是体力活儿,男女差别不太大;而在下乡做田野的时候,女性也许更方便与农村妇女接触,倾心交谈。

文史馆是一个能够让人心生暖意的地方。我外祖父江铁,民国时期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等,解放后受聘为上海文史馆任馆员直至八十多岁去世。他民国时代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出版了《综合英汉大辞典》,这部辞典参考了多部英文、日文辞典而编成,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版,以后多次再版。它是当时出版的第二部英汉大辞典,也是最好的一部。解放后上海文史馆每月给他发放津贴,环境相对宽松,他又开始编辑《综合日汉大词典》。就在文革专案组经常光顾家中调查、训斥、责难他的年月,只要来人一走,外公又伏案忘情编写那永无出版之日的《综合日汉大辞典》,实在是到了忘我的境地。那堆有两尺厚的、字体微小的书稿,能够给他在漫漫长夜中带来点点星光,那是他人生的最后乐趣。他对上海文史馆怀一份感激之情,因为那是他解放后得以安身立命之地。我们这一代人当然幸运得多,七老八十,还可以在文史馆这个平台上延续自己感兴趣的研究,挺好。

《黔风山骨》:谢谢余老师,言犹未尽,受益匪浅。

 

访谈手记:

对余未人老师的访谈,是今年《山骨》的工作计划,也是我自己特别关注的事。一方面,是为了完成我的工作;另一方面,还存着小小的私心和好奇。我知道文史馆馆员中,女馆员很是寥寥,要登顶这个高大上的平台,那种巾帼不让须眉的实力担当从哪里来?我试图通过对余老师的访谈,在一个年过七旬的女性身上找寻一种生命的轨迹,找到它根由,解析它的过程,见证它果实的丰满,私心里,也满足我见贤思齐的妄念!

我向余老师讨要了她的一堆著述,试图用一种短平快的办法提出问题,解决问题,完成我的访谈。然而直到这篇访问完成,余老师的书我还只读了一部分。我从与余老师交流的字里行间,每每感到兴奋、感到余音未了。工作算是完成了,然而我对余老师的解读好像才开始。

一个颇有些文艺女青年色调的女编辑,一个书斋里的文学创作者,走向民间,找到了接地气的存在,并深深地沉下去。在可以颐养天年的时候“为难”自己,说到关注我们脚下的土地,说到文史馆员的责任担当。余未人先生,值得我们真诚地点上一个大大的赞!

因为这篇访谈和为余老师策划“贵州情怀——个人和一片土地”研讨会,我和余老师有过很多次面谈、通话和邮件交流。对余老师的认识也从作品的层面到了人的层面,渐渐明白余老师在文史馆员这个平台上,还得到很多男性馆员首肯和褒奖的原因。

余老师很忙,如今她已踏访了三十多个国家,而旅途中的余老师也找到了一种随心随性的存在。每每和她通话,电话那边传来的不是七旬老人的气息,而像是一个风华正好的旅人。即将出版的《悦游漫记——从亚鲁王到卡夫卡》会让我们窥见一斑。

热爱与坚持,单纯而深厚,同为女性,我从余老师身上,更看见了事业的营养,生命的美好!

祝福您,余老师!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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