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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六千举人七百进士”的文化解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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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名片

厐思纯,男,汉族,1947年11月生,湖北人。大学本科,贵阳第五中学高级教师。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、贵州历史学会理事。2008年聘为亨利娱乐特聘研究员,2018年2月聘为馆员。

先后在贵阳二十二中、五中担任高中语文、历史教员。教学之余,从事文学创作、剪影艺术。近年致力于文史研究,师从贵州“文化老人”陈福桐先生(已故),研习贵州明、清及民国史。先后在海内外发表论文、文化随笔百余篇。主要著作有《贵阳人文读本》、《明清贵州七百进士》、《明清贵州六千举人》、《明清六百年入黔官员》、《民国贵州风云人物》等八部历史专著。发表《要全面地评价刘琨》、《编年史巨著——资治通鉴》、《德国寻梦》、《剪影行》等数篇史学论文与文学作品,担任《贵州画卷·历史人物卷》编辑委员会文史咨询专家。


为扩大“山骨讲座”影响力和知名度,并进一步为基层文化爱好者进行历史文化知识普及和宣传,423日,亨利娱乐采取“请进来、走出去”的模式,赴安顺市旧州古镇举行了2019年第二期“山骨讲堂”,讲堂在安顺市社科基地——“山里江南”文化旅游公司会议室举行,文史馆馆员厐思纯先生主讲六千举人七百进士文化解读。山里江南”文化旅游公司中层干部及安顺市部分文化爱好者共计60余人听取讲座。


 

观点辑要

明清之际,贵州人才蜂起,广大贵州士人以“万马如龙出贵州”之势,角逐于华夏的科举场上,创造了“七百进士、六千举人”、“三鼎甲”的骄人成绩,被人誉为“俊杰之士,比于中州”。

对于一个“钱赋所出不及江南一大县”的贫困份能有如此骄人的表现,不得不令世人瞩目。当人们惊异于贵州的这一文化现象时,不难从历史中得到答案:那就是历史的际遇造就了贵州,是贵州日显重要的战略地位造就了这一文化现象。笔者就此一一解读。

明代的治黔方略

贵州在元代分属湖广、四川、云南三个行,没有独立的身份。明洪武十四年(1381年),朱元璋平定云南元军残余势力之后,下令在通往“滇之喉”的驿道一线设立卫所,屯兵二十万,实行军事管制,旨在巩固云南边防及稳定西南政局,并在今天的贵阳设立最高军事机构——都指挥使司。之后,基于统治的需要,明王朝于永乐十一年 (1413年),贵州的“建”,标志着明中央政府对这个地区的高度重视,亦标志着贵州新时代的到来。

朱元璋颇有头脑,治国有术。在其君临天下之后,便把教育作为基本国策,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。他曾说:“治国以教化为先,教化以学校为本。”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贵州,他在加强政治、军事统治的同时,强调:“移风善俗,礼为之本;敷训导民,教之为先。”责成驻黔官员的 “广教化,变土俗,使之同于”。

功不可没的治黔官员

在明朝历代派驻贵州的巡抚、按察使、提学副使,以及府、州、县、卫较低级的官员中,大多遵循国家的大政方针,把振兴黔中文教为职志。他们建文庙、办书院,大力提倡儒学,以此“作养人才”。其中最为黔人缅怀的有提学副使毛科、席书、蒋信、徐樾、吴国伦,巡抚按察使王杏,以及巡抚王学益、林乔相、阮文中等。值得一提的是,贬谪黔中的官员王守仁、张翀、邹元标,他们在黔期间,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著书立说,兴学育才,从而推动了贵州的文教事业的发展。正是在入黔各级官员及谪官的不懈努力和助推下,贵州文教勃然兴起,各地相继创办了二十余所书院。据史册记载:从明初至崇祯三年(1630年)的二百余年间,贵州共建官学四十七处,各府、州、县、卫、司“偏 (遍)立学校,作养人才”,“人才日盛,科不乏人,近年被翰苑台谏之选者,往往文章气节与江南才俊齐驱”。

反哺故土的贵州籍官绅

在这场文教振兴的运动中,不少贵州籍官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如兴隆卫(治今黄平县重安区)周瑛,致仕后在家乡创办明代贵州第一所书院——草庭书院,培养桑梓人才;再如思南府水德江长官司(治今德江县)田秋,鉴于贵州士子赴云南乡试行途艰难处经,疏请朝廷在贵州开科乡试,是举是贵州文教的转折点;又如思南府水德司 (治今凯里市炉山镇)李祐,王阳明再传弟子,贵州著名理学家,有“中朝理学名臣”之誉。其辞官还乡后 著书立说,并在思南创办中和书院,开黔中讲学之风;再如清平卫(治今凯里市炉山镇)的孙应鳌,亦是王阳明再传弟子,有明代“四大理学家”之一。在其以病辞官归里后,专事著作,并在家乡建“学孔精舍”,弘扬阳明心学,教育家乡子弟;又如王阳明再传弟子马廷锡,致仕后主讲于贵阳文明、正学、渔矶三所书院,毕生以培育黔中士子为己任;又如都匀卫的陈尚象,在朝不畏威权,在野热心贵州文教,凸显贵州士人的稜稜风骨。在其罢为庶民的日子里,不仅与同门弟子创办南皋书院,而且参与纂修万历《贵州通志》……这样的官绅不胜枚举,,他们的热爱桑梓、反哺故土的拳拳之心令人感佩。

贵州进士、举人之翘楚

翻开历史的画卷,不难发现,自明正统四年(1439年)贵州赤水卫(治今毕节县赤水河)人张谏中进士后,黔中才俊纷纷走出“蛮陬之地”,来到京华问鼎科名,书写了一百零九名进士的不俗成绩。正如清末贵州诗人陈田在《黔诗纪略》中所说的:“贵州自成祖开迄于神宗,阅二百年,人才之兴,比于上国……”在这些进士中,不少人成了国家的栋梁,民族的精英,国运的舵手,民命的屏障,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,地方文教的领军人物。如赤水卫的张谏,思南府的申祐,平越卫(治今福泉县)黄绂,贵州卫(治今贵阳市)徐节,贵州都司兴隆卫(治今黄平县重安区)周瑛,平溪卫(治今玉屏县平溪镇)的侯位,思南府水德江长官司(治今德江县)田秋,普定卫(治今安顺市)潘瑞,思南府水德江长官司的敖宗庆,普安卫(治今盘县)蒋宗鲁,清平卫(治今凯里市炉山镇)李祐、孙应鳌,普定卫的梅惟和,铜仁长官司(治今铜仁县)陈珊,平溪卫的唐一鹏,贵州卫(治今贵阳市)的马文卿,永宁卫(治今四川叙永县)熊文灿,安化县(治今德江县)田仰,思南府朗溪长官司(治今印江县朗溪乡)田景猷,思南府安化县(治今德江县)孙顺,贵州平溪卫的张佐辰……他们犹如一颗颗明星,在华夏的星空中放射出璀璨的光芒。

据史册所载,明代贵州乡试举人达一千七百二十名,他们之中不乏优秀人物。如“横槊赋诗”的将军诗人越其杰,誉满江南“诗书画三绝”、“崇祯八大家”之一的杨文骢,统率南明王朝西南五被誉为“南天一柱”的抗清名将何腾蛟,被孔尚任惊为“其人”“其诗”酷似屈原、杜甫的吴中蕃……他们出众的才华,嵚崎磊落的形象,改变了华夏士人对贵州的偏见,凸显贵州士人的风采。

清代入黔官员的贡献

清袭明制,为治政驭民所需,统治者更加重视教化。康熙初年,贵州提督学政田雯疏请在永宁、独山、麻哈三州及贵筑、普定、平越、都匀、镇远、安化、龙泉(今凤冈)、铜仁、永从 (今从江)九县建学育才。之后又陆续在各府、州、县、厅设立学校。至此,贵州所辖的十一府四十州、县均设有官学。自康熙、雍正午间中央政府在贵州实行“改土归流”后,完全打破了过去土司、流官并治的局面,这样官学才得以深入到“王化未及”的苗疆。这是贵州第二次文化勃兴的政治因素;其次,清初为追击南明残余  势力及平定三藩后,大批军人、官员及移民纷纷涌人贵州,他们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、湖湘文化、川蜀文化,带来了先进的耕织技术和经商方式。这些移民在各地兴建的江西会馆、两湖会馆、四川会馆、广东会馆、陕西会馆等,加速了当地经济的发展。这是其经济因素。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,那就是清政府派往贵州的巡抚、提督学政及知府中,不少人是饱学之士,如田雯、邹一桂、洪亮吉、阮元、张澍、林则徐、贺长龄、胡林翼、何绍基、严修、林绍年、赵尔巽等。他们不仅学识渊博,而且致力于贵州的经济和文化。以洪亮吉为例,其人系乾隆年间著名的诗人,史地学家和散文家。在其担任贵州学政时,为振兴贵州的教育,洪亮吉走遍了黔中的山山水水,视察了各地的教育状况。乾隆六十年(1795年),贵州乙卯科乡试揭晓,洪亮吉获悉贵阳贵山书院生徒中举27人的喜讯后,欣喜之情溢于言表,即兴赋五百字长诗以贺。其中有这么四句,可见其对贵州人才勃兴的喜悦及期望。前二句是:“贵山储人才,两岁隽及册。”意即贵山书院甲乙两科生徒中举40人。另外两句是:“谁云鬼方恶,直欲胜宣歙。”其意是,贵州的人才兴起,将会赶超安徽的文化名城宣州(以产宣纸闻名)、歙县(徽州所属,以产墨闻名)。

正是由于中央政府在全国大兴官学的政策推动下,贵州的各级官吏大多克尽职守去完成这项工作,兼之自康乾盛世后贵州各地的经济日益发展,书院、义学、私塾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。据民国《贵州通志· 书院表》所载,清代贵州共有140所书院,较之宋代的一所和明代的21所,简直是天渊之别,无法比拟。著名的书院有:贵阳的贵山书院、正习书院、正本书院,遵义的湘川书院,安顺的维风书院,都匀的南臬书院,镇远的舞阳书院,福泉的墨香书院等。它们对贵州的教育起飞贡献甚大。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,中央政府下令在全国兴办义学。贵州“改土归流”后,义学大多办在少数民族地区,使之习俗“同于”。据民国《贵州通志·义学表》所载,贵州各府、州、县共有义学301所。另外,贵州民间办有大量私塾,对启蒙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。值得一提的是,清代遵义府学、书院、义学、私塾林立。道光年间,遵义已出现了“经行虽僻,无一二里无童塾声”的景象。教育之盛行如此,无疑对作养人才奠定了基础。

吴楚秀良之族

“天下之山聚于黔,其山磊落峻拔,雄直清刚之气,一钟而为巨人。” 这是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在《黔书》中对贵州地理环境与人格特质所言的精辟之语。

据史册所载,清代道光年间,贵州巡抚入京述职,皇帝向他问及贵州的情况及人物特质曾有是言:

 “贵阳于四封无所介,俗何如?”

乔用迁回答道:“是亦多侨籍,合吴楚之秀良聚族于斯土地,其民华。”

道光帝于是告诫曰,“趋于华也易,返于朴也难。朴,惟恐其陋也;华,尤恐其伪也。”

从乔用迁的话中,我们可以知道贵州的移民大都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“秀良之族”,他们文化素质较高,掌握先进农耕技术,深谙从商之道。我们从明代贵州科举史上不难发现,全荣膺进士的107人中,由军籍、官籍、民籍所囊括。经历了明清三次移民潮后,民族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,特别是“吴楚秀良” 聚族黔中后。这为贵州的政治稳定、经济发展、文教振兴奠定了基础。

然而贵州山高林茂,溪流纵横,自古以来被人视为“蛮天僰雨,鸟道蚕丛”的“天末之地”,与舟车便利、经济繁荣的通都大邑鲜明的对比。对广大读书人而言,这里关山阻隔,林深水急,既无师爷、讼师、塾师、郎中的职业可选择,惟有科举这座独木桥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;这里既无歌台舞榭、秦楼楚馆等诱惑,惟有金榜题名、光宗耀祖,才能实现平生之抱负。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的的驱使下,他们把“少而学之”、“壮而行之”、“学而优则仕”视为人生的理想,守着荒斋,伴着孤灯,面壁苦读,然后向科举场上发起进攻,从而谱写了自己人生的华彩乐章。

家族文化与师承关系

清代贵州的人才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,并以家族,亲缘和师承关系为主导。究其原因,是这些豪门大姓掌握着政治、经济和文化资源。他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,重视家学、家风的传承,视猎取功名为正途。为此,笔者查阅和研究了贵州的一些名门世家的资料,发现不少人家人才辈出,屡登科名,现将不完全的统计抄录如下:

明清两代,贵州的世家为科举输送了大批的举人、进士,帯动了贵州文教的振兴,为明清贵州的科举史增光添彩:其中有铜仁的徐穆、陈珊两大世家,前者有《铜仁徐氏十二世诗集》传世,后者其家科甲鼎盛,子有“八英”之誉;贵阳有潘润民、王尊德、徐卿伯、许一德四大世家,其中的潘润民,居官清廉,民谚有“润民不润己”之语。值得一提的是,贵阳潘氏从明代万历至清代道光之际的二百余年间,代有诗人,人各有集,辑为《潘氏八代诗集》。有清一代,贵阳的何孟熊世家大放异彩,涌现出九位进士,为黔中之冠,有“五代七翰林”“一榜三进士”之称。“黔南士族冠冕”周奎家,“一门七进士”,被贵州巡抚贺长岭大加赞赏。都匀萧家兄弟五进士,毕节路孟逵家的一门五进士,亦是贵州士林的骄傲。孕育四进士的世家有贵阳的黄辅辰世家,李朝仪,李端棻世家,修文的袁如凯世家;安平陈法、陈澂世家;广顺的金殿行世家。三进士的有贵阳的花杰世家,陈灿世家,赵以炯世家;毕节的张凤枝世家;平越的王梦旭世家。至于二进士的世家就太多了,几乎各府州都有。

值得一提的是黔北遵义东乡沙滩,家族文化在这里更有代表性。乾隆年间,黎安理在遵义沙滩设馆授徒,揭开了沙滩文化的序幕。之后,安理之子黎恂(嘉庆进士)从浙江运回书籍十余担,设馆教授族人及乡邻子弟,造就了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郑珍、莫友芝、黎庶昌、郑知同等国内一流的诗人、散文家和学者。在他们周围,形成以进士、举人为主的人数众多的家族、亲缘、师承关系的文人集团。在这个历经百余年的沙滩文人集团中,荣膺进士的有郑琯、黎恂、王廷葵、王青莲、赵廷铭 (郑珍女婿)、宦懋和、赵怡(赵廷铭之子)、黎尹融(黎庶焘次子)、蹇念典(蹇冼之子)、杨兆麟(探花),共十人。

除了家族文化外,还得提一下师承关系。清代城贵山书院有“举人进士的摇篮”之誉,自乾隆十七年(1752年)至嘉庆十一年(1806年)的54年间,先后由陈法、艾茂、张甄陶(福建籍)、何泌、翟翔实五人执掌教席。由于他们学养淳厚,道德高尚,致使“士行蒸蒸日上,文学、科名日盛,贵阳人士遂冠于西南”。为了缅怀他们对贵山书院的卓越贡献,后人誉其为“三先生二山长”。

清代的贵州进士与举人

    “君看缥缈綦江路,万马如龙出贵州”。这是清代四川翰林赵尧生在《南望》诗中评价贵州大诗人郑珍的《巢经巢诗集》的两句诗。赵尧生以“万马如龙出贵州”来比喻黔中才俊气势恢宏地冲出故乡,到华夏广阔的天地中去寻求发展。正如赵尧生所言,清代贵州中进士621人,中举者6000千余人,而且出了“两状元—探花”。和四川和云南两仅出了—名状元相比,对于一个被世人视为“蛮夷之地”的贵州来说,不仅值得骄傲,而且令华夏士人为之叹服。

清代贵州的进士不乏优秀人物,而且才华横溢,头角峥嵘,如统治“中兴名臣”丁宝祯(织金籍),一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,诛杀宦逆,整顿吏治,兴修水利,兴办洋务,是一个“清绝一世”的“中兴名臣”。再如李端棻(贵阳籍),他是近代教育的倡导者,戊戌变法的坚定支持者;他毕生致力于的宪政改革,是贵州的民主先驱。

许多士人虽然没能进入进士之列,却在不同的领域大展光华,彪炳千秋。如瓮安举人傅玉书,以诗文、传奇及采编旧闻而称誉一世。又如沙滩文化的郑珍,莫友芝和黎庶昌,前二者系举人,后者仅廪生,然而他们在诗歌、散文、汉学和方志学上的成就,赢得了海内外的普遍赞誉,值得后人钦仰!

结语

举人、进士是封建社会的产物,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天之骄子。明清贵州“六千举人七百进士”,是贵州秀丽山川孕育出的嵚崎磊落之士,亦是我们华夏的精英、民族的脊梁。历史证明,这些贵州士人的精英分子,他们恪守儒家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思想理念,在人生的道路上“立德”、“立言”、“立功”,为国家的为民族振兴所作的贡献,他们的勋业伟绩和人格魅力,已载入史册,成为贵州人民的精神财富和动力,鼓舞着世代黔人勇攀高峰,再创佳境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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